開源軟體因為開放的特性、本來就更容易描述其中成分。
無怪乎有網友揶揄「紅綠一家親」，因為仔細剖析二者行徑，背後邏輯、手段等都並無二致，而其部分支持者也跟中共的「小粉紅」一樣，遇到民進黨的政策就一片叫好、感恩戴德，感恩政府感恩黨。然而，蔡英文政府收攏被疫情打得殘破不堪的政府威嚴方式，仍是透過「抗中保台」的老方法，持續激起對中共的敵對心，抓住一班打從心底仇中的台人的支持，而當台灣整體疫情趨緩，重啟公投相關活動之時，蔡英文疫情期間激起的「反中」浪潮會不會又像2020年那樣，淹沒在野黨及所有相關公投發起者呢？延伸閱讀 支持藻礁公投就是支持國民黨和重啟核四？6個QA看懂「中油三接案」 蘇巧慧提連署書3萬份不合格、公投就不成案，國民黨批「民主殺手」 疫情延燒下的各家民調，透露蔡政府已提前進入跛腳危機 國民黨支持藻礁公投就能當「左膠」？還差得遠呢。
Photo Credit: 中央社不僅如此，公投熱度、關注度等被突如其來的台灣疫情冷卻，尤其隨著疫情擴大蔓延，每天死亡人數攀升，不時傳出長者們染病後在隔離中孤獨死亡的悲劇，更會讓善良的台灣人民所有觸動，間接失去對公投話題的關注，到時要倡議者重燃公投熱情將會是一大工程。不過，公投延宕是一回事，是否（刻意）被人遺忘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有擴權疑慮的政府快速促成：日本和台灣的國會議員都做出了努力 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促成這件事？ 5月29日《日經》揭露，自民黨內的外交部會等，正在督促日本政府好好處理疫苗輸台的議題，而且相關建言、提案非常熱絡（台湾政策全般をめぐる提⾔案にも盛り込んだ）。日本援助台灣124萬劑疫苗，讓台灣官方和民間情緒沸騰，危急時刻得到日方善意，這是台日民間情感厚實的鐵證，是否就此載入台日外交的史冊裡，應該抽絲剝繭，再蓋棺定論。看看日本，連同授權生產和外購，目標要確保五億劑疫苗，遠遠超過群體免疫所需的安全數量，而台灣在喜獲124萬劑無償疫苗之時，更該思考，在規劃與行動上都要替國民準備足夠疫苗的日本，可以給台灣什麼啟示？ 筆者詢問一名負責日本事務的前任官員，為本文做出總結： 「2011年台灣捐日200億日圓，日本大為感謝，台日關係大有可為，團隊沒人居功，前駐日大使馮寄台説，台日關係好是311當時大家的努力，他只是順勢而為，功勞大家的」。
我方是立院牽線、府方、台日協統籌、代表處協辦，多軌與日方合作。台灣人民世代累積的對日交誼，不會只是臉書上友好，日方也不會要求贈送給台灣的日本AZ疫苗，一定要優先給在台灣的日本人打，冰箱裡沒擺放Made in Japan酒的台灣人，根本不買日貨的非哈日族，同樣都可以打日本疫苗。相對的，很多人會不理解為何會有憂鬱症發生，因此當知道有這種症狀時，常常會脫口說出，「你這樣已經很好了，看看別人有多慘。
憂鬱症等精神疾病在許多時候仍是禁忌話題，特別是在運動競賽的場域中，瀰漫著堅強和雄性的文化氛圍，不論成績、狀態還是心情如何糟糕，還是得用強悍來武裝自己。2017年許多比賽本該由身為終結者的Osuna收尾，但意外的都不是Osuna登板。「我們不會講任何心理健康或是談論這方面的議題。因此，當Roberto Osuna面對記者、面對大眾，坦然地說出自己有精神疾病時，給予了許多有同樣症狀的人相當大的激勵。
」 然而，Osuna的公開卻是運動員重要的一步，特別是在球季中以及他身為王牌守護神的身分多倫多大學運動生理學教授John Cairney指出，只要踏入球場，就是人與超人的界線，不管身心理狀態如何，你就是要當強大的超人，在這種場域中，不會有運動員坦承自己的「精神很脆弱，脆弱到無法上場比賽」。
憂鬱症等精神疾病在許多時候仍是禁忌話題，特別是在運動競賽的場域中，瀰漫著堅強和雄性的文化氛圍，不論成績、狀態還是心情如何糟糕，還是得用強悍來武裝自己。」 傷病，是職業運動的重要一環，但僅止於外顯的受傷。當人們得了憂鬱症，常怕周遭的人會知道，怕會丟臉，怕造成他人負擔，所以選擇隱瞞。許多粉絲紛紛留言，沒有人說他軟弱，稱讚Osuna勇於面對自我，甚至有球迷寫了一篇非常長的信，感謝Osuna做了最佳示範。
而不論是NBA還是球員工會，過去從未調查或公開過球員的精神狀況或是憂鬱情況，但根據2017年USA Today的報導，大約15%的球員可能有憂鬱情況。」 然而，在競爭激烈的職業運動，特別又在各大頂級聯賽的最高殿堂，許多球員都在苦苦掙扎，不只要挑戰自我，也要為生活或是家庭奮鬥，因此心理壓力極大而造成憂鬱症。當時，藍鳥隊的總教練試圖保護他的子弟兵，含糊地說，「他覺得不太舒服，你們知道這樣就夠了。」 曾在湖人、快艇、灰熊等隊擔任管理層的Jerry West。
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更多人在冰山的海平面下，對抗憂鬱症10幾年的「Logo爺」Jerry West就說過：「聯盟裡面不少球員都有精神焦慮的情況，但很少有人會坦誠，更別提公開，畢竟這是一個強調抗壓和凸顯身體素質的職業聯盟。然而，卻很少球員會宣洩抒發。
因此許多球員因為精神問題不能出賽時，球團通常會隱晦地以檢查、個人因素或是乾脆以感冒輕輕帶過，鮮少球隊或球員會公開自己有憂鬱症。」反倒是隔天，Osuna公開坦承自己陷入憂鬱的漩渦當中，「所有人都想盡辦法幫助我，也試了很多方法來讓我好一點，但老實說，我真的不知道，真的很低落。
」國際職業足球員協會的醫學總監Vincent Gouttebarge表示：「足球或是任何職業運動聯盟是一個充滿男子氣概的地方，沒有人會講自己的心理問題。2015年，公鹿隊就宣布Larry Sanders因為「個人因素」不能出賽，過後才在Players Tribune以影音方式公開他有憂鬱、焦慮和情緒管理的嚴重問題，他是因為精神健康不佳而未能出賽。接著在2月25日接受Star.com的訪問，大方坦白自己有憂鬱方面的問題，「我們都會有痛苦的情緒，只是我的狀況特別嚴重而已。」 本季DeRozan除了帶領球隊的壓力外，場外與未婚妻以及小孩的母親分手，爸爸的身體又出狀況，DeRozan本季大半時間都在奔波，「許多夜晚對我來說痛苦難熬，我需要獨處的時間來面對情緒，面對生活上各式各樣的難關。」 2017年，另一份挪威的調查中，每10位足球員就有4位有嚴重的憂鬱症（43.8%），也讓挪威足球主席Joachim Walltin大為震驚，並認為此問題的嚴重性「攸關生死」，「如果我們能及早發現，並安排療程或是諮商，或許能降低此嚴重程度，但沒有人願意公開坦承，多數球員認為這會傷害個人威望和氣魄。相對的，很多人會不理解為何會有憂鬱症發生，因此當知道有這種症狀時，常常會脫口說出，「你這樣已經很好了，看看別人有多慘。
根據一份2014年國際職業足球員協會（FIFPro）的研究，每4位頂尖聯盟的職業足球員就有一位罹患憂鬱症，更別提還在底層掙扎的二軍、三軍等。」 然而，Osuna的公開卻是運動員重要的一步，特別是在球季中以及他身為王牌守護神的身分。
然而，根據調查，和一般人相比，運動員不喜歡去尋求諮商或是醫師，他們擔心心理問題會影響上場的機會和職業球隊的評價。｜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公開的勇者們：「你不孤單」 在DeRozan前，上一位公開坦白有憂鬱症的體育球星正巧也是多倫多的職業球隊，藍鳥隊的王牌後援，當時年僅21歲的Roberto Osuna。
」NBA球員Channing Frye也認為有很多球員有憂鬱症，但很少人知道如何處理，因此會依賴酗酒、飆車和暴飲暴食等方式來宣洩，「心理問題通常是職業球員不敢說的大忌。「公開表達自己的軟弱，即便是心理焦慮或是憂鬱症，對運動員來說，這是很有意義的一步。
2016年，英國的運動醫學期刊發現，每4位大學運動員就有1位有憂鬱症，其中女性的比例是男性的兩倍。2017年許多比賽本該由身為終結者的Osuna收尾，但意外的都不是Osuna登板。「我們不會講任何心理健康或是談論這方面的議題。因此，當Roberto Osuna面對記者、面對大眾，坦然地說出自己有精神疾病時，給予了許多有同樣症狀的人相當大的激勵。
但是幾乎沒有人會公開症狀，甚至不敢向教練或球團講。文：Simon 「場上我們看似飛天遁地，但我們依舊是人，普通人
校園心理諮商師吳俊庭亦曾在《今周刊》採訪中表示，他每周花費在行政工作與個案輔導的時間約是7：3。更何況，各校諮商中心的現況是，即使學生相當有意識的在發現自己遇到困難時立刻預約心理諮商，也得排隊三到四周才有機會見到諮商師，但有些需要被理解、需要被接住的孩子等不了這麼久。
然而，台大連續輕生事件後，教育部除要求各大專院校依《學生輔導法》編制相關輔導人力、落實三級輔導概念、強化第一級輔導及加強對學生關心外，只表示學校如因資源或經費不足，導致聘用輔導人力不足，教育部會在預算支持協助。學生連續輕生震驚社會，但悲劇仍未結束 我們總相信事件結束後世界會再度美好起來。
但實際上深陷心理困擾，甚至付諸行動的學生數量恐怕高於政府統計。而他們並不是少數揭露此一現況的校園心理師，校園心理師能待在諮商室與學生對談的時間相當有限是活生生的現況。自殺防治中心與教育部的統計顯示，大學校園內自傷自殺致死人數達到10年峰值。教育部像是在說，我能做的已經做了，錢也給了，你還想要我怎麼辦？但其實教育部能做的還很多。
文：鍾弘宣（國民黨青年部助理研究員） 2020年11月，台灣大學在五天內連續發生三起學生輕生事件震驚社會，一時間眾人忽然關心起學生心理健康議題，媒體也為此作了一系列或深或淺的報導，但在公眾視線離開後，問題真的解決了嗎？事實是，傷口暫時被縫合，但仍隱隱作痛，偶爾滲血。校園內的鴉雀無聲或假意驚訝只是無語或卸責，大學裡的老師、諮商中心、行政人員或身邊的同學，即便再努力偶爾也還是會漏接，大學生及研究生像是走在一張破了洞的安全網上，大家都知道網子破了洞，但只能私自祈禱掉下去的不要是自己喜愛的學長姐、同學或學弟妹。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學生輔導法》的立法意旨是以1：1200為低標，但若教育部如其所稱的重視學生心理安全問題，其亦可比照美國，將學生與專輔人員比例提升至1：1000（台大時任學務長沈瓊桃亦曾倡議將學生輔導比降至此比例），甚至比照澳洲標準，將學生與專輔人員比例訂為1：850，而美澳兩國大學現場的學生專輔比更高於法規標準。有自殺意圖並付諸行動的人數，從2018年不到800人，在2019年上升至1350人。
教育部在提升專輔人員數量的操作空間很大，無論是利用「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設置專業輔導人員要點」提高補助，鼓勵各大專自主增聘人力，或是提案修正《學生輔導法》中的學生輔導比、修正《學生輔導法施行細則》明定未達學生輔導比之大專將受輔導或懲罰，並搭配常態性「學生輔導工作評鑑」都是可行的做法，但絕非如同現況在事發後才告知各大專，若遇到經費問題可以請求教育部支持。教育部在這點上亦可協助大學進行行政減量，或是協助增聘行政人員協同處理庶務，讓校園心理師及社工師能夠回歸專業，將時間和心力專注於輔導學生及滿足學生心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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